七十三岁，第一次坐高铁。香港西九龙出发，去长沙南，中途在广州南转乘。
买票那会儿，”转车”只是两个字。真到了广州南站，才知道分量。站台大得望不到边，喇叭里播着听不懂的粤语报站，人流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。我拖着行李，盯着电子屏上滚动的车次，眼睛渐渐发花。绕了两圈，终于找到换乘口，一位穿制服的姑娘见我愣在原地，走过来问了一句，便领着我穿过长长的连廊，把我送上车。车门合拢的瞬间，我的手心全是汗。
到长沙南，天已擦黑。出了闸，我站在地铁站口，一时不知该往哪走。女儿嘱咐过，坐四号线到罐子岭。我顺着箭头寻到四号线，却在售票机前发了难——花花绿绿的线路图铺满屏幕，我戴上老花镜，也辨不清该按哪里。身后的人一个接一个买好票走了，我还杵在原地，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一个年轻人走过来，轻声问我要去哪儿。我说罐子岭。他笑了：”叔，您是高龄老人，不用买票，证件刷一下就能过闸。”我怔住了，将信将疑。他接过我的证件，往闸机上一贴，”嘀”一声，门应声而开。
原来这座我眼中陌生的城，早就悄悄为我留好了路。
五十多年没回，长沙变得认不出。可当四号线一路向北，穿过亮着灯的街巷，车窗上映出我有些苍老的脸，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安稳——无论走多远、走多久，总有一条路，是留给回家的。
